他者

“爱心代孕”在一些网站上被“明码标价”，走向半公开化的交易，公开以10万元征女大学生作为代孕者。代孕者因容貌、学历的不同而被分成A到I级，她们所获得的补偿也跟其所在的等级挂钩，从3.8万～10余万元不等。（详见新快报4月3日报道 ）
   
    “代孕”俗话说就是“借腹生子”，把代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在代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在争议的过程，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从而变成了一个牟利手段。
   
    这就极易引发一连串的道德、社会和法律问题。“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有了孕育的过程，为人父母者才和孩子建立起骨肉之亲的感情和联系。而在代孕网站的介入下，这个过程变成了一种“生产工艺”，代孕者的子宫和身体成了一种工具和商品，这对求孕和代孕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对母性的践踏，还会带来亲情、探视、抚养、继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和民意纠纷。
   
    “代孕”还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从报道中看，不少有钱人要求代孕，她们“怕痛”、“怕影响身材”，于是通过金钱关系，在男权和医学双重的父权体制下，对弱势(主要是经济上)妇女进行剥削，把自己的“新生活”观念建立在代孕者的痛苦上。
   
    “爱心代孕”网站的存在以及有人愿代孕养家现象的出现，说明代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需求的。没有生育能力确实让人同情，正因为此，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这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买卖卵子，赠卵只限于试管婴儿治疗中的剩余卵子。而代孕就是买卖卵子。
   
    代孕网站以一句“整个代孕完全结束后(交付孩子后)，三方如还有什么瓜葛，一概与我们无关”，摆脱了因自己的介入，所可能导致的这些道德和法律问题，但我们的社会和有关方面还得承担起制约和监督的责任，通过立法对其行为进行界定裁量，阻止“代孕”现象的存在和蔓延。

单简简单看生活：http://blog.sina.com.cn/u/475b40ed01000308

这牵涉到人类学学者在文化观察中，所处“空间”的问题。以“井”字为例，传统意义上，人类学者所据角度是在异文化的视野内关照文化，无论身处“界”外的哪一点，都强调对文化的整体认知，通过位置的转化，可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随着20世纪，“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本土人类学学者站在了“本”文化的立场上去观察自身的文化。这样产生了所谓“价值中立”的问题。很多时候，人类学者在“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中游走，我们也在“价值中立”的问题思考中不断反省。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人类学中“他”与“我”的问题，从学理上说，中国人的“井底之蛙”的古训足以看到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反省传统。

        接话说话罢。

        明天就是博考了，呆会还要去车站接一位大学的同学。相隔三年后，千里迢迢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加上这次，一天里去火车站两次。早上还接来了一位来自家乡的应考者。帮着安排住处，吃饭的地方，好久没有说家乡话了，能在这样一个异语环境中听到家乡话，真亲切。更奇怪的是，早晨的那一趟居然顺便接到了自己的大学老师，他们也是来考试的。

         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最近，系里新开了一门功课，名为《比较社会学》。第一堂课一结束，颇有一些感想。

在入正题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相关的学科背景。大体上说，中国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传统师法美国，着力于文化的探讨。此以中大和厦大尤为明显，以致从学科设置到教学课程皆取之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从杨成志先生创立，经粱钊韬、容观琼诸先生发展以为成型。而北派则以吴文藻先生及其弟子为代表，注重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从学科体系上师法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派克创立的社会学传统。需要注意的是，从学理上说，此派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与李达、李景汉先生主张的社会研究传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突出“学院派”研究特征，关注家庭组织和社会结构问题，以调查为基础专注于理论的深演和建构；而后者更加注重实证性的调查研究，至于理论建设方面则大为逊色。从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调查》（此书以再版面世）一书中可见一斑。

比较社会学最初可见于布朗氏的著作之中，布朗氏与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不同亦见于此。布朗氏从理论谱系上看，将杜尔干的社会学纳入到人类学研究之中，自成一派，而杜尔干最大的贡献在于改造了孔德以来的社会学传统，强调了社会结构特征。此后，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理性及其新教伦理的研究与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和文明的关系的探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光从定义上看，比较社会学的“比较”二字突出了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这与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研究视角”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才产生了产生文化的自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为何要强调社会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互交合呢？我想，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固定不变，各自划地为牢的。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有其自身的研究母题和取向，换句话说，不同学科在不同领域都有其历史性和经验性。拿人类学而言，在二战以前（假如这样划分恰当的话），人类学是传统是基于简单社会或乡村社会的，研究复杂都市社会的情况不多。这是因为，人类学的那套看待问题的方法硬套到都市社会中往往显得无法适应，由此引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成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提示出，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学科理论必须打破以往的封闭局面而取之以开放姿态。其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二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已将整个世界容纳于其中，费老的《江村经济》的意义正是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人类学封闭视野的研究，揭示了“开弦弓村”如何通过一条小河、一座湖泊将其产品与上海的市场联系起来，继而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客体的变化也将导致研究主体的视野的扩展。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必须加入“发展”的概念。

前不久翻译了一篇关于客家语言认同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孔迈隆（Myron L.Cohen）。这篇文章讲述了语言作为一种变量（Variable）在社会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假如说，Freedman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肯定了通过基于父系亲属关系的集团联合和基于全国范围内的阶层联合原则的话，孔迈隆则提出语言作为的三种结构性的变量，导致了集团内的联合。

The others直译是“他者”的意思。人类学经常用它来组成短语，如：他者的世界/他者的文化/他者的生存模式等等。以至于接触过人类学理论的人都会说，人类学是一门“由己观人再由人观己”的学问，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把这个词用来当作自己的第一个blog的名称，自然也带有内心的某些期许。

首先还是说说我的理解。从这个词的发展看，“他者”出现的时间很早，例如，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在先秦时期，就清晰地将“华夏”和“夷/蛮/戎/狄”分开。在这里，相对于“华夏”，“夷/蛮/戎/狄”就成了他者；相对于“夷/蛮/戎/狄”，“华夏”就成了他者。“大发现时代”以前，西方人早已对“东方”居住着享有高度文明的“他者”羡慕不已；东方人则继续在闭塞的文化环境中，享受着“天朝”的美梦。文化上的差异促使人们从语言上对“差异”进行界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比较中，我们才发现了自己。套用某人的话，“在国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主义’，一到国外就全明白了”。而这种界定和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文化边界也随着文化变迁的力量发生变更。“他者”也有可能消失：几千年后，谁还会意识到“夷/蛮/戎/狄”的存在呢？

在“由己观人再到由人观己”的氛围中，我感觉到认识“他者”对于“认识你自己”的巨大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习惯于坐在电脑或电视钱，认真地听从专家名人的教诲，或者习惯性地把qq打开，按照自己的“情商曲线”寻找各类敢兴趣的话题或实体目标。

我的目的很明确：找一块自己的地，种点自己的庄稼。朋友来了，我会把自己种的稻谷拿出来给大家看，或者煮成一锅米饭请大家品尝。当然，你们最好留下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