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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人类学中“他”与“我”的问题，从学理上说，中国人的“井底之蛙”的古训足以看到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反省传统。

        明天就是博考了，呆会还要去车站接一位大学的同学。相隔三年后，千里迢迢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加上这次，一天里去火车站两次。早上还接来了一位来自家乡的应考者。帮着安排住处，吃饭的地方，好久没有说家乡话了，能在这样一个异语环境中听到家乡话，真亲切。更奇怪的是，早晨的那一趟居然顺便接到了自己的大学老师，他们也是来考试的。

         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在入正题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相关的学科背景。大体上说，中国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传统师法美国，着力于文化的探讨。此以中大和厦大尤为明显，以致从学科设置到教学课程皆取之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从杨成志先生创立，经粱钊韬、容观琼诸先生发展以为成型。而北派则以吴文藻先生及其弟子为代表，注重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从学科体系上师法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派克创立的社会学传统。需要注意的是，从学理上说，此派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与李达、李景汉先生主张的社会研究传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突出“学院派”研究特征，关注家庭组织和社会结构问题，以调查为基础专注于理论的深演和建构；而后者更加注重实证性的调查研究，至于理论建设方面则大为逊色。从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调查》（此书以再版面世）一书中可见一斑。

比较社会学最初可见于布朗氏的著作之中，布朗氏与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不同亦见于此。布朗氏从理论谱系上看，将杜尔干的社会学纳入到人类学研究之中，自成一派，而杜尔干最大的贡献在于改造了孔德以来的社会学传统，强调了社会结构特征。此后，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理性及其新教伦理的研究与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和文明的关系的探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光从定义上看，比较社会学的“比较”二字突出了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这与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研究视角”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才产生了产生文化的自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为何要强调社会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互交合呢？我想，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固定不变，各自划地为牢的。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有其自身的研究母题和取向，换句话说，不同学科在不同领域都有其历史性和经验性。拿人类学而言，在二战以前（假如这样划分恰当的话），人类学是传统是基于简单社会或乡村社会的，研究复杂都市社会的情况不多。这是因为，人类学的那套看待问题的方法硬套到都市社会中往往显得无法适应，由此引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成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提示出，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学科理论必须打破以往的封闭局面而取之以开放姿态。其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二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已将整个世界容纳于其中，费老的《江村经济》的意义正是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人类学封闭视野的研究，揭示了“开弦弓村”如何通过一条小河、一座湖泊将其产品与上海的市场联系起来，继而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客体的变化也将导致研究主体的视野的扩展。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必须加入“发展”的概念。

首先还是说说我的理解。从这个词的发展看，“他者”出现的时间很早，例如，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在先秦时期，就清晰地将“华夏”和“夷/蛮/戎/狄”分开。在这里，相对于“华夏”，“夷/蛮/戎/狄”就成了他者；相对于“夷/蛮/戎/狄”，“华夏”就成了他者。“大发现时代”以前，西方人早已对“东方”居住着享有高度文明的“他者”羡慕不已；东方人则继续在闭塞的文化环境中，享受着“天朝”的美梦。文化上的差异促使人们从语言上对“差异”进行界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比较中，我们才发现了自己。套用某人的话，“在国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主义’，一到国外就全明白了”。而这种界定和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文化边界也随着文化变迁的力量发生变更。“他者”也有可能消失：几千年后，谁还会意识到“夷/蛮/戎/狄”的存在呢？

在“由己观人再到由人观己”的氛围中，我感觉到认识“他者”对于“认识你自己”的巨大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习惯于坐在电脑或电视钱，认真地听从专家名人的教诲，或者习惯性地把qq打开，按照自己的“情商曲线”寻找各类敢兴趣的话题或实体目标。

我的目的很明确：找一块自己的地，种点自己的庄稼。朋友来了，我会把自己种的稻谷拿出来给大家看，或者煮成一锅米饭请大家品尝。当然，你们最好留下点什么。